永恒的是变化本身。最新例子是，数据已类似石油和电力，成为世界上关键的战略性基础资源。

两会议程过半，大数据开放成了热门词。这一热点背后，是中国大数据发展处在起步阶段，不少基础性、关键性数据仍被众多部门和机构束之高阁，少数大型互联网垄断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，以安全和企业机密等原因拒绝向社会提供关键数据，整个国家数据共享开放程度不高。

“现阶段所存在的数据平台，主要以政府相关部门、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主，具有较强的层级性、区域性和单一性，对于社会治理和企业发展的帮助极其有限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苏宁控股集团(苏宁)董事长张近东在一份关于数据共享的建议中如此表述。

张近东的建议是，建立国家级跨地域、跨行业的开放数据统一管理平台。全国人大代表、腾讯公司(腾讯)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也持类似看法，他建议，实现数字资源整合，用好用满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，加快数字中国建设进程。

开放数据成为政策建议的热点背后，是互联网巨头凭借着数据优势，获得了特殊地位，从而谋得巨额利润。

正如《经济学人》在去年5月初发表的“监管数据经济”一文中指出，互联网公司对数据的控制，使之掌握了巨大权力，而这一权力，使得巨头的监控系统覆盖整个经济领域。“2018年，将是大数据从技术阶段向应用阶段高速发展的一年。大数据未来在物联网、区块链、智慧城市、AR、VR、AI、语音识别等领域都值得关注。”关于大数据潜力，张近东以书面形式如此回复经济观察报记者。

建议

政务大数据开放已在政策日程之中。

去年5月18日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》,方案指出,推进政务信息化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,有效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,切实避免各自为政、自成体系、重复投资、重复建设。

在前述方案中，还提出了包括消除“僵尸”信息系统、加快部门内部信息系统整合共享、提升国家统一电子政务网络支撑能力、接入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、加快公共数据开放网站建设、推进全国政务信息共享网站建设等在内的“十件大事”。

此外，上述方案明确，要在今年6月底前,实现国务院各部门整合后的政务信息系统，统一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,各地区结合实际，统筹推进本地区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，初步实现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。

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在去年5月17日举行的“2017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”大会上提到，“中国将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,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基础数据资源跨部门、跨区域共享”。

政策暖风下，数据开放逐步指向社会数据。张近东建议，国家应加快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，中央政府牵头，参考银联、网联模式，以企业机构为建设和运营主体，将政府、社会的数据汇聚和管理，建立国家级的跨地域、跨行业的开放数据统一管理平台，为数据应用创造有利条件。

张近东还建议，把数据平台的建设作为重要公共基础设施，引导社会各行各业实现数据开放共享，对于数据资源的管理和供给，参考水电对于国家经济的基础，采取低价、充足的策略。

马化腾则更关注于公共数据的开放。他建议，充分利用现有数据平台，打破部门和地区壁垒，实现数字资源整合，同时，马化腾建议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，制定统一的公共数据开放规则。“在条件具备的部门或地区，示范建设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和数据产品流转平台。可以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数据开放战略。”

对于数据平台运营，马化腾亦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建议，加强数据相关市场机制建设，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。“建立健全数据市场体系和交易机制，是发挥市场在数据要素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的前提。”

纠葛

海量的数据变化改变了竞争。科技巨头始终受益于网络效应，例如，注册Facebook的用户越多，就越能吸引其他人注册。而这些数据又会构成额外的网络效应。通过收集更多的数据，企业便可改进自家产品，从而吸引更多用户，甚至生成更多数据。海量数据可以充当企业的护城河。

另一方面，数据也可以成为抵抗竞争对手的方式。在科技行业，人们之所以对竞争怀有期望，是因为某个创业公司可能击败老牌企业，也有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技术变革。但在数据时代，这两种可能性都大幅降低。

前述《经济学人》报道称，巨头的监控系统覆盖整个经济。比如，谷歌可以看到人们搜索什么，Facebook知道你在分享什么，亚马逊对你的购物习惯了如指掌。“他们拥有应用商店、操作系统，还向创业公司出租计算资源。他们可以监控自己的市场和其他市场。他们能够看到哪些新产品和新服务受到追捧，因而能够及时模仿，甚至直接收购，避免遭遇更大的威胁。”

张近东的建议背后，就是这一趋势的持续发展。他直指，应开放数据，让广大中小型企业，能够与部分已经具有领先优势的巨型企业，在数据领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，“打破数据壁垒，杜绝数据垄断。”

对中小型企业，大数据确实起着重要作用。有零售行业创业者向记者坦言，想在这一行创业，只有去巨头们看不上的细分市场，“数据的事绕不开，所以只能打造小领域的小生态，我们有跟BAT谈过，目前保持独立，至于未来(是否接受巨头入股)，也不知道。”

另一头，不惟中小型企业，巨头们亦为数据之战打得不可开交，去年中的“顺丰、菜鸟网络(菜鸟)之争”便是明证。

去年6月1日，菜鸟下线顺丰旗下快递柜系统丰巢的接口信息，同时，顺丰关闭了自提柜的数据信息回传。最终，在国家邮政总局的调节下,顺丰、菜鸟双方同意于6月3日12时起,全面恢复业务合作和数据传输。此次争议的焦点在于，顺丰指称菜鸟要求其提供非淘系(非阿里巴巴电商平台)数据;菜鸟方面则坚称，在过去的合作中，顺丰大量查询和使用丰巢中非顺丰的数据，远远超出了正常使用范围。

国金证券的一份报告就此分析，此次“丰鸟之争”的主要核心关键在于对数据的争夺。数据在未来，对于提升快递服务质量、提升快递企业盈利能力具有重要作用。”商业竞争的本质是供应链之争,而大数据的获取分析，是现代供应链竞争基础。 ”

行业内对于数据的敏感性，亦深有感触。去年11月，苏宁易购副董事长孙为民向经济观察报记者披露，苏宁物流与阿里在物流数据交互上有所保留。“数据的主体属于消费者自己，每一个企业或者说平台，都有相应的接口。把数据全都给他们(阿里)，对消费者权益也是不尊重的。”

去路

基于上述种种原因，数据开放，渐成大势，但也面临着种种问题。

其中之一是，数据管理缺少规范和标准，同时，数据开放安全性存疑。张近东的建议是，展开数据领域的立法工作，通过人大立法机构，成立立法推进委员会，加快数据采集、开放、共享、安全、使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立法，建立数据标准、界定数据边界，确实有效地建立数据领域的法制基础。“以法律的形式对平台数据进行分级的有效管理，并规范数据资源开放和共享的内容及形式，形成完善的综合治理体系，提供公平公正安全可靠的环境。”

张近东还提出，在共建社会数据开放共享平台的过程中，可以逐步加大引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，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融合，利用技术融合优势，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、预测、防范能力。

另一头，对于可能存在的巨头数据“垄断”等问题，《经济学人》指出，反垄断官员可以通过企业的数据资产来评估交易影响。“交易价格也会成为一个信号，帮助其判断老牌企业是否在通过收购排除威胁。”

此外，降低在线服务提供商对数据的控制权，让数据提供者掌握更大的控制，强迫企业向消费者披露他们所拥有的数据，以及他们借此获取的收入等。亦是《经济学人》的建议之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已有企业在数据开放中看到商机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京东集团(京东)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就建议，推进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，提升政府采购效率和透明度、发挥大数据技术辅助决策作用，提升政府采购决策水平、加强与电商大数据对接，完善现代化监管手段。

京东本身亦在政府采购中收获颇丰。京东企业购官网显示，京东企业采购业务陆续达成了与中央政府采购、江苏省政府、广东省政府、北京市政府、上海市政府等众多大型政府和企业的采购合作，截止2016年底，京东平台现有活跃企业客户数超600万。